新诗何求要能“歌”

2020-11-12 09:42来源: 湖州日报  作者: 关海山 编辑: 沈晨霞

  前些日子,在《光明日报》上读到一篇作者署名为“童龙超”的文化言论,《能歌的新诗》,很有感触:感其诗心之诚,感其情感之炽,感其意愿之切——但是,对其文中的观点,却不敢苟同。

  在文章中,童龙超说:“能够入乐歌唱的诗,或称‘歌诗’,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重要传统。”这话没有太大的争议,就像其文中所列,从“诗经”“楚辞”“乐府诗”“南北朝民歌”,直至“唐诗”“宋词”“元曲”等式样,无不经历了“民间”“歌诗”的初始阶段。这个道理不难懂,只要稍微有点中国古典诗词常识的人就都知道,所谓诗歌,最早产生于穷苦人的劳动号子,就如鲁迅先生说的,属于“杭育杭育”派。往后发展,仍然脱不了与音乐之间的联系;换句话说,在某种程度上,我国古代的诗,实质上就是歌词——诗歌诗歌,其命名已揭示了其本质。尤其乐府诗以降,无论律诗、绝句,还是词,还是散曲,都规定了严格的平仄格律,其实也就类似于歌谱了。并且,好的诗词,读起来一般总是朗朗上口、抑扬起伏、协调有序,如此的节奏和旋律,本身也是与音乐相匹配的。

  针对“歌诗”,童先生认为:“首先,所谓‘诗歌’,在结构上就是‘诗’加上‘歌’,在中国古代,‘诗’与‘歌’关系密切,相连相依,在中国现代为何‘诗’与‘歌’一定要分开?其二,无论古诗、新诗,都是中国诗,都是汉语诗,古诗中有‘歌诗’,新诗中为何不能有?其三,中国古诗是语言的艺术,可吟可唱,新诗也是语言的艺术,为何就不可入乐歌唱?”接下来,童先生又说:“新诗的产生一开始就由文人参与,一开始就是脱离音乐的‘非歌诗’。”“新诗的产生打破了中国诗歌正常的‘出生’状态,由此也改变了中国诗歌在后来的发展状态和存在状态,‘歌诗’似乎消失了”,也就是说,“新诗人的创造不是指向‘作曲家’‘歌手’或者‘听众’的,新诗的作品不是为着‘歌唱’的。”当然,为了让自己的理论落到实处,童先生还举了许多歌词本身就是诗、或诗歌最终成了歌词的例子,如歌词《一无所有》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《外婆的澎湖湾》《青藏高原》《大约在冬季》等,新诗最终被谱了曲的,如刘半农的《教我如何不想他》、光未然的《五月的鲜花》、端木蕻良的《嘉陵江上》、瞿琮的《吐鲁番的葡萄熟了》等。

  童先生的良苦用心与执着精神让人佩服,只是有几点,童先生没有真正搞清楚:歌词与新诗到底有哪些区别?许多好的歌词,尽管意境优美、写作的角度出人意料,但是不是因此就能当做诗来阅读?而诗歌的优劣,能不能以是否可以谱成曲来判断?还有,童先生动不动就用中国的古诗来类比新诗,并且以“都是中国诗、都是汉语诗”“中国古诗是语言的艺术,可吟可唱,新诗也是语言的艺术”来说明新诗也应该是能够吟唱的,这本身就存在着幼稚的逻辑问题。对此,诗人艾青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主张将“诗”和“歌”区分开:“所有文学样式,和诗最容易混淆的是歌,应该把诗和歌分别出来,犹如应该把鸡和鸭分别出来一样。”古诗有古诗的写作环境,新诗有新诗的文本特点,根本就是两个概念,只可以借鉴,怎么能够用同一个标准去要求呢?

  客观而论,某些歌词确实写得与诗歌比较靠近,即使当诗来读,也毫不逊色;某些诗歌具有音乐的节奏或特定的音乐元素,能够谱成歌曲。但是,并不能因此就以某种标准去衡量这两个类型不同的写作。猫就是猫,虎就是虎,即使同宗,你也不能要求猫去咆哮山林,要求虎去为农舍捉老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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